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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中国CEO张家茵：中国市场为麦当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3日电题：麦当劳中国CEO张家茵：中国市场为麦当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
中新财经 吴家驹
“过去十年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家茵日前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张家茵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努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为麦当劳中国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预计到2022年底，麦当劳中国开设的餐厅将达5000多家，五年间餐厅数量翻了一番多。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自1990年在深圳开设中国第一家餐厅以来，麦当劳已经深耕中国市场30多年。近十年来，中国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见证者之一，麦当劳如何看待中国市场这十年的发展与变化？
张家茵：1990年麦当劳刚进入中国时，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麦当劳餐厅一座难求，今天麦当劳近5000家餐厅遍布全国各地。
麦当劳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成长。在这30年中，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保持增长，消费需求更多样化。近10年，中国努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为麦当劳在中国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中国政府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为2017年麦当劳与中信及凯雷战略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业务创造了客观条件，助力麦当劳中国进一步深入本土化，加速在中国的成长。
麦当劳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并植根中国，用创新、成长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频共振。
中新财经：进入中国市场以来，麦当劳采取了哪些本土化策略？
张家茵：过去30年，麦当劳见证了中国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而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也为麦当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本土化策略聚焦开设新店扩张市场、发展非堂食业务、加快新品开发和驱动数字化赋能，不断加速在中国的发展。
2017年起，麦当劳与中信及凯雷战略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业务，标志着麦当劳中国进入“金拱门”时代，植根中国，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加快决策，捕捉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机会，进一步加速了麦当劳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如今，麦当劳中国已有近5000家餐厅，员工超18万，已成为麦当劳全球第二大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并实现了高度数字化，赋能业务成长。
中新财经：面对消费的新理念、新趋势，麦当劳中国在产品研发和服务创新作了哪些改变？
张家茵：麦当劳中国始终密切关注中国市场快速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以标志性的经典产品、数字化驱动的便捷性和高度定制化的会员服务为关键增长驱动因素，持续推动“金拱门时代”高质量的快速增长。
作为西式快餐品牌，麦当劳中国积极收集消费者反馈，不断丰富菜单，已成功为中国消费者推出麦辣鸡腿堡、板烧鸡腿堡、麦辣鸡翅、麦麦脆汁鸡和咔滋脆鸡腿堡等产品。其中，麦麦脆汁鸡和咔滋脆鸡腿堡是麦当劳中国进入“金拱门时代”后的最新成果。2021年麦当劳中国启用新总部大楼，设有创新菜单实验室与餐厅数字厨房，创新贯穿研发，2021年共推出超过160款新产品。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消费者对食物便利性的要求与日俱增。麦当劳中国通过加速开店、持续创新和驾驭数字化变革，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
2017年进入“金拱门时代”后，麦当劳中国发展不断提速。预计到2022年底，麦当劳中国开设的餐厅将达5000多家，五年间餐厅数量翻了一番多，扩大了为消费者提供美味和服务的范围。另外，我们对线下渠道业务平台持续创新，以更好地满足各类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例如可以便捷取餐带走的智慧取餐柜“M to Go”，以及可以驾驶汽车直接点餐、取餐的得来速等。
在线下快速扩张的同时，麦当劳中国也加速布局在线业务。我们在多个平台提供线上点餐平台、支付及服务，并在多个电子商务和社交商务平台上开设线上商城。无论是取货、送货、直播优惠券、订阅卡、信用卡积分还是兑换优惠券，顾客都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渠道和方式下单。
此外，疫情下消费者对于餐饮外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在此背景下，麦当劳中国近5000家餐厅的90%以上提供承诺30分钟必达的“麦乐送”外送服务。如今，麦乐送已成为麦当劳中国整体销售重要引擎，并保持强劲增长。
中新财经：今年9月麦当劳中国发布了在中国的首家“零碳餐厅”。未来麦当劳中国在“双碳”领域还有哪些布局？
张家茵：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看到中国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加速推动绿色发展，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与麦当劳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餐厅是麦当劳业务的核心，麦当劳中国始终致力于建设绿色餐厅，推动餐厅不断进行设备优化、营运调整以实现节能减排。对于新开设的餐厅，麦当劳从选址、设计和建造都严格实现安心环保可持续，并获得国际权威的LEED认证。截至目前，麦当劳中国已经有1600家LEED认证绿色餐厅。预计到2022年年底，麦当劳中国将开设超过1800家LEED认证绿色餐厅。
此外，麦当劳还积极致力于绿色餐厅的创新突破。9月20日，麦当劳北京首钢园餐厅正式开业，该餐厅参照国际权威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LEED)评级零碳排放标准和零能耗标准进行设计、施工，餐厅建设超过2000平方米场地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均发电量33万千瓦时，满足餐厅日常运营电力需求。
餐厅也是麦当劳与消费者互动、沟通最重要的窗口，麦当劳中国通过线上线下的消费者科普和互动，将绿色体验贯穿到顾客旅程的各个环节，鼓励绿色减碳的生活方式。
在麦当劳餐厅，顾客可以体验到麦当劳“绿色回收”核心平台“重塑好物”的各种成果。该项目产品中的海洋塑料回收椅、“懵懵小象”、宝宝椅和绿色餐盘等成果也已陆续在麦当劳中国绿色餐厅中亮相。麦当劳绿色餐厅还为消费者提供100%可持续森林认证原纸(FSC)包装袋、免吸管饮料杯和可降解塑料饮料袋等“绿色包装”，在确保消费者用餐体验的前提下，使用更绿色的包装，减少包材和塑料，并使用可持续认证原纸。
中新财经：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这是否会对麦当劳在中国的业务产生影响？未来麦当劳在中国市场将如何开展业务布局？
张家茵：我们看到过去十年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麦当劳将继续扎根中国市场，在洞察本土顾客的口味以及生活形式的基础上，加速新品的创意及研发，不断推陈出新，为顾客持续带来充满新鲜感的美味产品。同时，麦当劳中国将继续开设新餐厅、驾驭数字化变革和加快业务平台创新，覆盖更多的市场，满足顾客日新月异的消费需求。
同时，我们也关注中国的绿色未来，我们与权威专业的合作伙伴一起，联动上下游供应商，以绿色发展引擎驱动业务的可持续增长，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在绿色餐厅、绿色包装、绿色供应链和绿色回收方面不断探索和发力，为下一代创造更绿色的未来。(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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